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鲜明地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医首先是医学，并且是经历长期的历史实践检验的医学，其对于人体生理病理状态的深入研究和对疾病防治方法的不断探索，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生存与绵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医学的内涵又并不仅限于医学的单向度，中医药文化中还包含着大量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历法学、农学、地理学等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药文化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体现着中国哲学的智慧，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突出价值观念。中医药文化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天人观，“阴阳平衡，整体协调”的生命观，“医乃仁术，济世为良”的道德观等，都反映着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鲜明特征，闪耀着中华民族人文智慧的耀眼光辉。

《黄帝内经》曰：“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东方之民沿海而居，饮食多鱼类，易生内热，发痈疡，在治疗上发展出了砭石疗法，“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西方为“金玉之域，沙石之处”，此地百姓依山而居，“华食而脂肥”，当地人外感病较少，内伤病较多，在治疗上善用“毒药”（此处泛指治病之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北方为“天地所闭藏之域”，地势高，气候寒冷，当地人居住于旷野，以游牧为生，易“脏寒生满病”，推崇“灸焫”疗法。“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南方为“阳之所盛处”，气候水土适合万物生长。但此地湿气较重，当地居民容易发生关节筋脉的拘挛湿痹，当地由此发展出“微针”疗法。“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中原“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好发痿厥寒热等病，治疗上常用“导引按蹻”的方法。“故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黄帝内经》综合各地域特点，总结出“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医疗观点。“圣人杂合以治”，提示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灵活性背后，依靠的正是其广博性，是其勤求博采、融会贯通的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我国各民族在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多元一体”的格局反映在医学领域便是我国少数民族医药智慧的交相辉映、相互借鉴。除汉族外，我国藏、蒙、维、傣、朝、壮、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具有颇具民族特色的医药诊疗经验。各民族之间医药经验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推动了中医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汉族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少数民族所借鉴吸收，同时藏医的放血、穿刺、特色藏药，蒙医的正骨经验、泉水疗法、蒙药药浴，维医的“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学说等等，都是少数民族医药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理论与疗法，这些经验也在不断丰富着汉族医学的发展。各少数民族的医学理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借鉴与融合，比如说蒙医除了受汉族医学影响外，还吸收了藏医的部分理论，结合蒙古族生活特点，最终融合出以阴阳、五大要素观和特色的“三根”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体系。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活动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涉及本草交流、医学教育交流、医疗技术交流等多个层面。《汉书·西域传上·大宛国》记载有“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胡麻”一药，后据陶弘景考据注释，此药“本生大宛，故曰胡麻”；《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即是今日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药“薏苡仁”，具有利湿、消肿、除痹等多重功效，后在中国广为种植、应用，后世也将其吸收进本草书藉之中，内化为中药谱系的一部分。晚唐本草学家李珣，是波斯裔唐人，他所著《海药本草》一书中，记录了一百多种“海药”的特点和疗效，这些内容后散见于《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之中。

唐宋时期，由于当时中医药的理论技术的先进性，周边不少国家都派遣专员前来学习，中外医学教育交流繁荣发展。长安城鼎盛时期居住着大量专门来到中国学习中医药的海外医学生。《唐语林》中描述当时的国子监“太子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弟入朝受业。”这种现象后来到宋代仍十分普遍，仅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一年间，高丽就派遣了293人赴宋献药学医。中医药在教育与传播过程所持的广阔胸襟与开放姿态，使得中医药的理念技术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带去健康福祉。著名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期间，“设无遮之大会，躬调药物，以治病患”，深受日本当地人民爱戴。后其弟子学习继承了这些中医药技术经验，整理保存于日本的医学典籍之中。明代，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在中国学习了《黄帝内经》以及中医的脉学知识、阴阳理论等，他将这些知识翻译整理后传回西方，并写成《中国人用于医疗的简单药》一书为西方人介绍中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宏绪将在中国学会的人痘接种技术带回欧洲，并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介绍到西方。中国在无私地传播中医药经验至海外各国的同时，也吸收着他国的医药技术经验。西方接骨术传入中国，成功地纳入中医骨伤科的学术体系之中。清末民初，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逐渐扩大，以名医张锡纯为代表的中医主动吸纳借鉴其理论，与中医的治疗体系加以整合，形成当代“中西医结合”学科的雏形。

工业与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现代科技的介入为中医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医学数千年来的发展，本就是由一次次其所处时代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所动态推动的。纵观中医药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医学的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传承原有中医学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符合该时代的理论与实践革新。如医圣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东汉末年伤寒灾疫流行的特点所进行的医学范式迭代。同理，宋金元时期，地理、气候以及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与汉代有了较大差异，众医家在原有伤寒体系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符合时人体质的探索与创新，“温病学”开始发展、壮大，成为伤寒体系外的又一医学主流。中医药学的气质是灵活的、灵动的，而非刻板的、僵硬的，就是因为中医从不自我设限，而是始终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求真求实、知常达变、守正创新。因此所谓“中医药无法面向现代化”的论调属于杞人忧天，不符合中医学的内在逻辑。应该认识到，中医药学的传统属性与现代属性，传承需求与发展需求，从来都是一体两翼，相辅相成的，这是中医药学“包容性”更深层的意涵。中医学的现代化，应当是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所谓“守正”，是指中医学的内核不可动摇，这种内核不仅指中医学有别于其他医学的独特学理架构，更指中医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生命观念和价值导向；所谓“创新”，则是指在内核以外，中医学应当在自身理论的指导下，更灵活、更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优势条件，带来工具、设备、科研方式与具体治疗手段的创新。比如“电针疗法”，就是在中医经络与腧穴理论的指导下，改变了传统的操作工具，有效提升了施针部位的刺激量。又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依托于中医药经典著作《肘后备急方》，运用现代化实验手段与提取方式，最终分离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在世界范围内造福了数亿人民。清末，名医张锡纯汇通中西医临床之长，写成《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成为近代中西医结合领域的经典。其中“衷中参西”四字可谓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这段话放在现代仍然发人深思，中医药人所应具备的包容开放，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全盘接纳，而是正本清源地明晰条理下的扬长补短，其根本来源于深刻的文化自信。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亦是中医药文化的突出特性：博纳而非排他，多元而非一元，美美与共而非独美其美，共同发展而非零和博弈。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中医药文化的包容性，是一种典范缩影，映照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情怀，也是中医药文化得以绵延发展、传承不绝的重要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