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1884年6月5日-1955年11月23日），现代医家。原名繁棣，号不龟手庐主人，山东曲阜人。其祖父为当地名医，孔氏深受其影响；幼年时攻读经书，并随父宦游各地；后以母病，遂立志学医。

立志学医

       孔伯华先生系“至圣先师”孔子第62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孔子第74代孙。孔伯华先生祖父孔宪高先生。孔宪高不但精通文史，而且熟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于岐黄之术颇有造诣。他少时随祖父宦游，秉承家学，刻苦钻研，不慕荣利，十四岁时就定下不求科考举子业而专攻医学、志在济人的决心。另一个促使孔伯华走上医学道路的人，是他的母亲。由于母亲多病，常年被病痛折磨，感同身受，孔伯华一直渴望能够找到解除母亲病痛灵方妙药。他一心侍奉母亲，凡事亲力亲为，照料母亲起居、煎药、饮食，从不假手他人。

       孔伯华23岁时，母亲终因病重不治，辞别人世。这让孔伯华心痛不已。母亲辞世前，嘱咐他要虚怀若谷，不断精进自己的医术，救世医人，扶危济困，才不辱没孔家的门楣。失母之痛让孔伯华颇为内疚，深感自己未尽孝责，也更加坚定了他听从母亲教诲、继续行医的决心。世界上疾病无数，有所治有所不治，虽然生死有命，但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为人们解除病痛。

悬壶济世

       31岁时（1915年），先生应聘始来北京，在外城官医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所谓官医院，只是当时政府所设惟一的中医机构。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据说挨户传染，很快遍及一村，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派曹巽轩率医官组成晋绥防疫队前往防治，成绩卓著。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虎疫虎疫：即今之霍乱，当时称“虎疫”或“虎力拉”。又起，派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率队防治。当时疫情猖獗，有病数日转筋而死者，有朝病而夕死者，闹得人人自危、户户恐慌，一时传为“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异域”之谣。几乎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但防疫队驻于学校内待诊，而前来应诊或邀诊者，却绝无仅有。先生遂与同仁共同商量，分析原因，始知是尚未取信于人的缘故，于是决定除留陈伯雅在驻地处理日常工作外，先生与杨浩如、张菊人等均深入村庄，沿户访问，边宣传，边治疗，不辞劳苦，一心赴救。不数日，群众见治疗能有速效，确可挽救危亡，乃竞相求治，全活极多，因此深受欢迎，获得很高评价。事后防疫会要求撰述疫病证治之法，以及此次防疫工作的经验和疗效总结，于是与同行诸人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十卷，刊行问世。

       1923年，先生即辞却医官，在京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先生对孤贫患者，深切关怀，倍加悯恤，安老怀幼，济人于危，不但免收诊费，且常慨解义囊，助其药用或疗养等生活之资。这种崇高的医德，远近称颂，遐迩闻名。

风雨飘摇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近百年来的西医集中输入的影响，1927年先后曾有一些虚无主义者喧嚣一时，诬蔑“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这样一项反动提案竟然被国民党政府通过，并随即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于当年3月2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先生当时为华北中医界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最终，为了平息民愤，混淆视听，国民党政府还在南京设置“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赢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使得中医学免遭更为严重的摧残。

兴教维艰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先生深深感到中医药界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壮大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先生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萧老为董事长，先生为院长。惟因经费拮据，先生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开支。先生常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对侍诊从学的门人常是到时留饭，其中外地常年住宿者亦恒有之。先生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学校开支较大，家中人口众多，常遇困难还要借贷，因此先生之艰苦办学、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深得医林和社会的敬仰。

       “七七”事变越五年，日伪政府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达二年之久，学院曾被迫三次搬迁。后萧龙友先生以老告退，孔老又独力坚持数年，直至1944年，先生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毅然停办国医学院，表现出刚直、高尚的民族气节。

       北平国医学院共办了15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建言献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52年曾写信陈情，其大意：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培养人材。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等语。

       先生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解除患者痛苦，保障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精神和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